
那天下午,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正蹲在出租屋的地板上粘鞋跟。
鞋是去年买的打折款,鞋跟磨偏了,我用三块钱的胶水试着补救。敲门声很重,一下又一下,像是带着某种不容拒绝的意味。我透过猫眼看到两个穿衬衫的男人,一个手里拿着文件夹,另一个在抹额头的汗。
“您好,我们是街道拆迁办的。”
年长些的男人开口,他看了看手里的表格,又抬头确认门牌号。
“你们家的拆迁补偿款,上周应该全部发放到位了。但是我们收到了银行方面的风险提示。想了解一下,安雅女士在三天内分批转走1300万到海外账户,是家庭共同决策吗?另外,您名下的账户只入账7万元,这和你们家上报的家庭分配方案出入很大。你们家……是什么情况?”
我握着门把的手突然就僵住了。
胶水的刺鼻味道从屋里飘出来,混着老房子特有的潮湿气味。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叫安宁。
安雅是我姐,比我大五岁。
我们家在老城区有套院子,父母住了大半辈子的那种。青砖墙,瓦片顶,院子里有棵比我年纪还大的石榴树。从我记事起,每年夏天,那棵树都会结一茬又一茬的石榴,红彤彤的,裂开口,露出里面挤得密密麻麻的籽。
拆迁的消息传了三年,今年终于定了。
量面积那天,我请了半天假从公司赶回去。拆迁办的人拿着仪器在墙上比划,我爸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我妈拉着我姐在厨房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钱”“房子”“你们先拿着”这些零碎的词。
姐夫陈浩也在。他穿着熨得笔挺的衬衫,手里拿着个计算器,时不时按几下,然后凑到我爸身边说几句。我爸就点头,烟灰掉在地上,他也顾不上。
“宁宁回来了?”
我姐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盘洗好的葡萄,塞给我。
“尝尝,你姐夫早上买的,进口的。”
葡萄很甜,皮薄得几乎不存在。我吃了一颗,剩下的放在桌上。
“面积量完了?”
我问。
“差不多了。”
姐夫接话,他把计算器递过来给我看上面的数字。
“连院子带房子,补偿面积算下来是三百八十七个平方。货币补偿的话,按这个区的标准……”
他又按了几下,屏幕上跳出一长串数字。
我看得有点眼花。
“具体多少?”
我问。
我姐笑了,她拍了我一下。
“你关心这个干嘛?反正爸妈心里有数。到时候该给你的,少不了。”
那天晚上在家里吃饭。饭桌上摆了好几个菜,大部分是我姐爱吃的。我妈一直给她夹菜,说她又瘦了。姐夫在说他们公司最近的项目,说准备再投点钱,回报率很高。
我低头扒饭。
“宁宁,”
我爸突然开口,他喝了两杯白酒,脸有些红。
“拆迁这事,你姐和姐夫在跑。他俩懂这些,认识的人也多。你工作忙,就别操心了。到时候……到时候钱下来,家里会安排的。”
“怎么安排?”
我抬起头。
饭桌安静了一瞬。
我姐把筷子放下,声音还是柔柔的。
“宁宁,你看啊,爸妈年纪大了,这钱下来,得先考虑他们养老是不是?我和你姐夫商量了,准备在新区那边买个叠墅,上下两层,带个小花园,把爸妈接过去一起住。那边环境好,医疗也方便。”
“那我呢?”
“你?”
我姐笑了。
“你当然也过来住啊。楼上房间给你留一间,你想住到什么时候都行。或者……你要是想自己买个小点的,也行。不过这阵子房价涨得厉害,得好好挑挑。”
姐夫在旁边点头。
“是啊宁宁,现在投资买房得谨慎。你还年轻,钱拿在手上容易乱花。要不这样,你先放姐夫这儿,姐夫帮你做点稳妥的理财,比存银行强。”
我没说话。
那天走的时候,我妈追到门口,塞给我一袋水果。
“路上吃,”
她说,然后犹豫了一下,声音更低了。
“你姐他们……也是为家里好。你别多想。”
我提着那袋水果坐地铁回出租屋。地铁晃啊晃的,玻璃窗上倒映出我的脸,没什么表情。
一个星期后,我姐打电话让我回家签字。
协议很厚,一沓一沓的纸。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指了几个地方。
“这里,户主签字。这里,共有人签字。下面这份是家庭内部财产分配协议,你们自己商量好,签了字我们就按这个走流程。”
我爸在户主那栏签了名字。然后是我妈。
我拿起那份分配协议。上面写了补偿总额,也写了分配方案。大体意思是,补偿款由家庭内部协商分配,拆迁办只负责按最终方案发放到各人指定账户。
“我看看。”
我姐把协议拿过去,翻到最后一页。
“来,宁宁,在这里签。”
“具体怎么分的?”
我没动笔。
“就是家里商量好的那样。”
我姐把笔递给我。
“爸妈跟我们一起住,他们的那份就用来买房,写爸妈的名字。你那份……”
她顿了顿。
“你先签,具体数额回头跟你说。放心,姐不会亏待你。”
姐夫在旁边帮腔。
“宁宁,这么多人在呢,别耽误人家工作。都是一家人,还能骗你不成?”
拆迁办的人也看我。
我爸咳了一声。
“签吧。”
我签了名字。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签的协议里,夹着一页补充说明。说明上写着,鉴于安雅和陈浩负责父母养老及家庭未来主要开支,获得补偿款的绝大部分,安宁作为家庭成员,分得小部分以示公平。具体比例,由家庭内部协商确认。
那份补充说明,我根本没看见。
钱是两周后到账的。
短信提示音响起的时候,我正在公司开会。手机屏幕亮了一下,银行入账通知:70,000.00元。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散会后,我给我姐打电话。打了三次,她才接。
“喂宁宁?什么事?我正忙着呢。”
“姐,钱到了。”
“啊?哦,到了就好。我这边还有点事,晚点说啊。”
她语速很快。
“我只收到七万。”
我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是我姐的笑声。
“对啊,就是七万。怎么,嫌少?宁宁,你得这么想,爸妈以后都靠我和你姐夫,看病吃药,吃喝拉撒,哪样不花钱?你那七万是纯拿到手的,我们这钱可是要负责一大家子的。再说了,你一个女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存着当嫁妆挺好的。”
“可是总补偿款……”
“总补偿款多少你就别操心了。”
我姐的语气淡了点。
“家里的事,有爸有妈,还有我和你姐夫。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行了,我真忙,挂了。”
电话里传来忙音。
我再打过去,没人接。
那天晚上,我回了趟家。老宅已经开始打包,东西堆得到处都是。我爸在整理他的书,一本一本擦干净,放进纸箱。我妈在厨房给我姐装腌菜,说她爱吃这个,搬了新家不一定有卖。
“爸,”
我站在书房门口。
“拆迁款一共多少?”
我爸的动作停了一下,没回头。
“问这个干嘛。”
“我该知道。”
“你知道又能怎么样?”
他转过身,手里还拿着一本书,书页泛黄。
“钱已经分了。你姐说得对,他们负担重,以后要养我们两个老的,还要养孩子。你一个人,七万不少了。你看看你那些同学,家里能给七万嫁妆的有几个?”
“这不是嫁妆。”
我说。
“那是什么?”
我爸把书扔进纸箱,声音重了些。
“安宁,我们家就你们两姐妹。你姐嫁得好,你姐夫有能力,以后这个家得靠他们撑着。你懂事点,别为这点钱闹得家里不安宁。”
我妈从厨房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
“宁宁,你别听外面那些人瞎说。自家人,分那么清楚干嘛?你姐说了,以后新房子给你留房间,你想住多久住多久。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比多少钱都强。”
我看着他们。
我爸继续低头收拾书,我妈转身回了厨房。窗外的石榴树还在,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我突然觉得,这个我长了二十多年的家,好像有点陌生了。
我没再问。
走出院子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黄昏的光线斜斜地照在青砖墙上,墙角有苔藓,绿幽幽的一片。那棵石榴树在风里晃,有一个石榴熟透了,裂开很大的口子,能看到里面鲜红的籽。
我想起小时候,我和我姐在树下捡掉下来的石榴。她总是挑最大的给我,说妹妹吃大的。
那时候真好啊。
没有钱,没有拆迁,没有一千三百万和七万的区别。
只有两姐妹,和一棵会结很多很多石榴的树。
我转身走了。
七万块钱,我存进了银行卡,没动。
日子照常过。上班,下班,回出租屋。鞋跟又开胶了,我换了种强力胶,两块五一管,比之前的好用点。
偶尔会想起那笔钱。一千三百万,是什么概念?我不太会算,但我知道,那是我工资的很多很多倍。是我要工作很多很多年,才能攒下的数字。
可我只有七万。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盯着天花板发呆。脑子里空空的,又好像塞满了东西。我想问我姐,想问爸妈,为什么?为什么是一千三百万和七万?为什么连一个像样的解释都没有?
可我没问。
问什么呢?问出来,又能改变什么?
直到拆迁办的人敲开我的门。
直到他们问我。
“你们家是什么情况?”
我才知道,原来那一千三百万,在三天内,分批转去了海外账户。
我才知道,原来这笔钱的去向,连拆迁办都觉得不对劲。
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只拿了七万的人,也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可我答不出来。
胶水的味道越来越浓,熏得我眼睛发酸。我握着门把,看着门外两个等待答案的人,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能发出声音。
风从楼道窗户吹进来,有点冷。
拆迁办的人姓李,年纪大点的那个。他说我可以叫他李主任。
“进来说吧。”
我侧身让开门。
屋子很小,一眼就能看到头。卧室兼客厅,一张床,一个简易衣柜,一张折叠桌,两把塑料椅。桌上还摆着没粘完的鞋,和那管开了封的胶水。
李主任和同事走进来,显得有些局促。屋里实在没地方下脚。
“不好意思,地方小。”
我把鞋挪开,从墙角又拖出一把凳子——那是我平时放杂物的,凳面上还搭着件外套。
“没事没事。”
李主任摆摆手,他没坐,只是站着环视了一圈,目光在粘了一半的鞋跟上停留了一瞬,很快移开。
他的同事,一个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纸。
“安小姐,是这样。”
李主任开口,语气比刚才温和了些。
“你们家的补偿款,上周五全部发放完成。按照你们签的家庭分配协议,款项应该分别打入你、你姐姐安雅,以及你父母三方的账户。总额是……”
他看了一眼文件。
“一千三百零七万。”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裤缝。
“但是今天上午,银行风控系统提示异常交易。”
年轻同事接话,他指着文件上的一行行数据。
“你姐姐安雅女士的账户,在款项到账后的七十二小时内,分五笔将一千三百万转至同一个海外账户。转账备注均为‘投资款’。而你的账户,只入账了七万元整。你父母的账户……没有入账记录。”
李主任看着我。
“按照你们提交的分配方案,你父母应得的部分,是用于购置养老房产的。但我们现在了解到,新房子的购房合同上,只有你姐姐和姐夫的名字。你父母的账户也没有任何相关款项进出的记录。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分配方案,你们家庭内部是否达成了一致?你父母的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
屋子里很安静。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很重。
“我……”
我开口,声音有点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年轻同事皱眉。
“我不知道他们转钱到海外的事。也不知道房子只写了我姐的名字。”
我抬起头,看着他们。
“我只分到七万。这是我姐和我爸妈商量好的。他们说我一个女孩子,不需要那么多钱。说我姐和姐夫要负责养老,负担重。”
话说完,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一千三百万的负担?
李主任和同事对视了一眼。
“安小姐,”
李主任的声音更温和了,甚至带了一点不忍。
“按照政策,拆迁补偿款是对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你作为共有人之一,享有相应的份额。如果家庭内部协议存在重大不公,或者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你可以主张权利。另外,大额资金异常流向海外,我们也有义务核实情况。如果你父母是在不知情,或者被误导的情况下放弃了权益,这也涉及很严重的问题。”
“我爸妈知道。”
我说。
“他们同意。”
“你确定?”
我确定吗?
我想起我爸低头整理书的样子,想起我妈在厨房装腌菜的样子。想起他们说“你姐负担重”“一家人别计较”。
“他们应该知道。”
我改了口。
李主任沉吟片刻。
“这样吧,安小姐,我们今天来主要是了解情况。这件事,涉及家庭内部,也涉及资金安全。我们建议,你和家人再好好沟通一次。如果沟通不了,或者你发现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联系我们。”
他递过来一张名片。
我接过,薄薄的一张纸,印着单位、姓名、电话。
“另外,”
李主任顿了顿。
“从程序上来说,这笔补偿款的发放是基于你们签字确认的协议。但如果事后发现协议是在不真实、不公平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本身也可能被重新审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
送走他们,我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
地板很凉。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我姐发来的微信。
“宁宁,妈说你晚上没过来吃饭?今天家里包了饺子,三鲜馅的,你最爱吃的。给你留了一盒,明天过来拿?”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字。
“姐,拆迁办的人来找我了。”
消息发出去,几乎是立刻,我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宁宁,怎么回事?拆迁办的人找你干什么?”
她的声音很急,隔着听筒都能感觉到那份紧张。
“他们问钱的事。问为什么你转了一千三百万到海外。问为什么爸妈账户没进账。问为什么我只拿了七万。”
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
“宁宁,”
再开口时,我姐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平时的柔和,甚至带着点笑意。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拆迁办怎么会突然找你?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他们说,你的账户在三天内转走一千三百万到海外。他们说,这不符合常规,需要核实情况。他们还说,如果分配不公,我可以主张权利。”
“权利?”
我姐的笑声传过来,有点冷。
“什么权利?安宁,钱是爸妈同意分的,协议是你自己签的。现在钱到手了,你又听外人挑唆,来跟姐姐说权利?你知不知道那一千三百万是拿去干什么的?是你姐夫在海外有个非常好的投资项目,回报率非常高!这笔钱放进去,一年就能赚不少!到时候家里收益好了,还能少了你的?”
“什么项目?”
我问。
“说了你也不懂。金融方面的,很复杂,跟你解释不清楚。”
“多复杂,也得有个名字吧?”
“安宁!”
我姐的声音陡然拔高。
“你这是在审问我吗?我是你姐!我会害你吗?那钱放在国内也就是存银行,那点利息够干什么?你姐夫有门路,能钱生钱,这是为家里好!为爸妈好!也为你将来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为我好,就是给我七万,然后把我不知道的一千三百万转去海外?”
“你!”
我姐像是被噎住了,喘了口气,语气软下来。
“宁宁,你别听外人乱说。这样,明天你来家里,姐好好跟你解释。爸妈也在,咱们一家人坐下来说,行不行?”
我没说话。
“宁宁,姐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你要相信,姐做什么都是为了这个家。你姐夫为了这个项目,前前后后跑了多少关系,求了多少人。等赚了钱,姐保证,第一个就给你换套大房子,好不好?”
“我不要房子。”
我说。
“那你要什么?”
我要什么?
我要一个公平。要一个解释。要你们把我当家人,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外人。
可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明天再说吧。”
我挂了电话。
手机又响了几次,我没接。
过了一会,我妈打电话来了。
“宁宁啊,”
她的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
“你姐刚才打电话,哭得可伤心了。说你不理解她,说你听外人挑拨,要跟家里闹。是不是有这回事?”
“拆迁办的人来找我了。他们问我,为什么姐转走一千三百万。”
“那是你姐和姐夫的正经投资!”
我妈的声音急了。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那钱是你姐夫好不容易找的门路,能赚大钱的!到时候赚钱了,家里不都好吗?你怎么就盯着眼前这点呢?”
“妈,那是我该得的钱吗?”
“什么该得不该得?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的?”
我妈的语调高起来。
“你姐说了,等赚了钱,给你换房子,给你置办嫁妆,还能亏待你?你现在这样闹,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拆迁办那些人,他们懂什么?他们就是看不得别人家好!”
“他们只是按程序核实情况。”
“核实什么情况?我们家的情况,轮得到他们核实?”
我妈越说越气。
“安宁,我告诉你,你别犯浑!你姐和姐夫不容易,又要顾事业又要顾家里。你作为妹妹,不帮忙就算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添乱?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我心里有没有这个家?
那你们呢?你们心里,有没有我这个女儿?
这话我没问。我知道问了也没用。
“妈,”
我说。
“明天我回去。我们当面说。”
“你回来可以,但你别跟你姐吵。她为了这个家,操了多少心。你体谅体谅她,行不行?”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挂了电话,我坐在冰凉的地板上,坐了很久。
窗外的天完全黑了。对面的楼亮起一盏盏灯,黄色的,白色的,隔着窗帘透出模糊的光晕。那些光晕里,大概都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看电视,说着白天发生的琐事。
我的屋子是暗的。
只有手机屏幕的光,映亮一小块地面。
我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晚上。我发烧,烧得迷迷糊糊。我爸背着我往医院跑,我妈跟在一旁,不停地摸我的额头。我姐那时候还在上学,晚上自习回来,听说我病了,连作业都没写,跑到医院陪我。
那时候,我们是一家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了呢?
是因为我姐嫁了个“有本事”的姐夫?是因为我读了那么多年书,却只找了份普通的工作,挣着普通的工资?还是因为,在爸妈眼里,女儿和女儿,终究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
第二天是周六。
我起得很早,或者说,我一夜没怎么睡。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下有淡淡的青黑。我用冷水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
出门前,我看着桌上李主任给的名片。
犹豫了几秒,我把名片收进了包里。
我爸妈已经搬去我姐的新家了。在新区,一个听起来很高档的小区。我坐地铁,又转了趟公交,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小区门口有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问我找谁,要登记。我说了楼栋和门牌,他打了个电话确认,才放我进去。
楼很高,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有点刺眼。大堂亮得能照出人影,空气里有淡淡的香薰味道。我按了电梯,看着数字一层层跳。
我姐家是高层,视野很好。从电梯出来,楼道里铺着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
我按了门铃。
开门的是我姐夫陈浩。他穿着家居服,头发有点乱,像是刚起。看到我,他脸上露出惯常的笑容。
“宁宁来了?快进来。”
屋里很暖和,暖气开得很足。装修是时下流行的风格,大理石地面,水晶吊灯,巨大的液晶电视挂在墙上。客厅的沙发是真皮的,看上去很软。我姐正坐在沙发上削苹果,长长的果皮垂下来,完整的一条。
“宁宁来了?”
她抬头看我,笑容和往常一样。
“吃过早饭没?锅里还有粥。”
“吃过了。”
我说。
我妈从厨房出来,端着盘洗好的葡萄,和上次一样,紫莹莹的,皮上还挂着水珠。
“宁宁,来,吃水果。这葡萄甜,你姐夫特意买的。”
我爸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报纸,听到动静,朝这边看了一眼,没说话,又低下头去。
一切看起来都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就好像,那一千三百万,那七万,那些电话里的争吵,都没发生过。
“坐啊,站着干嘛。”
我姐拍拍身边的沙发。
我走过去,没坐她旁边,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
空气有点安静。只有电视里播放早间新闻的声音,主持人字正腔圆地念着稿子。
“宁宁,”
我姐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
“昨天电话里,姐语气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姐也是着急,怕你被人骗了。”
我没接苹果。
“什么项目,需要转到海外账户?国内不能做吗?”
我姐脸上的笑容淡了点。她收回手,把苹果放在果盘里。
“国内有国内的政策,海外有海外的优势。你姐夫找的这个项目,是跟国际大机构合作的,机会难得。具体细节,很复杂,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那就说我能明白的。”
我看着她的眼睛。
“姐,拆迁补偿款,是补偿我们家的老宅。那房子,是爸妈的,但我和你都姓安,我们都是这个家的人。按照法律,我有没有份额?”
我姐的脸色变了。
我妈立刻开口。
“安宁!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法律不法律?一家人讲法律,你寒不寒心?”
“妈,我只是想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爸放下报纸,从阳台走过来。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很沉。
“安宁,昨天拆迁办的人找你,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他们是不是撺掇你回来闹?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的事,轮不到外人插手!”
“他们没有撺掇我。”
我说。
“他们只是告诉我,我有权利知道真相,有权利争取公平。”
“公平?”
我姐夫陈浩笑了,他在我对面坐下,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
“宁宁,你跟我说说,什么是公平?是,老宅拆迁,按面积,按户口,你是有一份。但你想过没有,爸妈以后养老怎么办?看病吃药,请护工,住养老院,哪样不要钱?这些钱,谁出?是你姐和我出!我们担着这么大的责任,多拿一点,不应该吗?”
“你们拿的是一千三百万。我拿的是七万。这是一点?”
“那你要多少?”
我姐突然问,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安宁,你说个数。你要多少,才觉得公平?”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和我很像,但此刻里面没有温度,只有一种审视的,甚至带着点轻蔑的光。
“我不想要多少。”
我一字一句地说。
“我只想要我该得的那部分。按照法律,按照政策,按照一个正常的家庭分配方式,我该得的那部分。”
“法律?政策?”
我姐笑出声,她摇摇头,像是听到了什么可笑的事。
“安宁,你今年二十六了,不是十六岁。你怎么还这么天真?你以为这个世界是围着法律和政策转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围着人情和利益转的!是,你去告,去打官司,也许你能赢回一点钱。但然后呢?然后这个家就散了!爸妈会被你气死!街坊邻居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为了一点钱,你就要弄得众叛亲离,家破人亡吗?”
“是‘一点钱’吗,姐?”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
“那是一千三百万。是我们家老宅换来的。是爸妈辛苦一辈子攒下的。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在你眼里,它只是‘一点钱’吗?”
“那在你眼里,它又是什么?”
我姐猛地站起来,声音尖锐起来。
“是比你姐,比你姐夫,比你爸妈都重要的东西吗?安宁,我没想到你是这么自私的人!你只看到钱,你看不到我和陈浩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你看不到爸妈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你看不到我们为了以后的日子在做规划!你眼里只有你那点可怜的份额!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小雅,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陈浩站起来,搂住我姐的肩膀,安抚地拍了拍。然后他看向我,表情很诚恳,诚恳得近乎虚伪。
“宁宁,我理解你的心情。突然知道这笔钱,心里有落差,不平衡,这很正常。但你真的误会你姐了。我们转走这笔钱,不是为了自己享受,是为了投资,为了这个家的未来。这个项目,我托了很多关系才拿到的份额,稳赚不赔。等收益回来,我保证,第一个就给你换套像样的房子,再给你一笔丰厚的嫁妆。你信姐夫一次,行不行?”
“什么项目?”
我又问了一遍。
“项目名称,投资机构,预期回报率,风险说明,合同文本。这些,有吗?我能看看吗?”
陈浩脸上的诚恳凝固了。
“你不信我?”
他问,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受伤。
“我想看资料。”
我坚持。
“宁宁!”
我爸重重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
“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你姐夫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想怎么样?非要撕破脸,闹到法院去,你才甘心?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敢去告,就别认我这个爸!”
“老安,你少说两句!”
我妈拉住我爸,然后转向我,眼圈红了。
“宁宁,妈求你了,别闹了行不行?一家人和和气气地过日子,比什么都强。那钱,你姐和姐夫不会乱花的,他们是有正用。你就当……就当是爸妈借你的,行吗?等他们赚了钱,加倍还你!”
借我的?
我该得的部分,成了我借给他们的?
我看着我爸妈。我爸气得脸通红,胸口起伏。我妈眼泪掉下来,拉着我的袖子,眼神里满是哀求和责备。
我看着陈浩,他一脸无奈和宽容,仿佛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胡闹。
最后,我看着安雅,我的姐姐。她站在陈浩身边,微微抬着下巴,眼神冰冷,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胜利者的弧度。
这个家,突然变得很陌生。
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这个我以为无论如何都会接纳我、包容我的地方,此刻像一座冰冷的堡垒,而我被关在门外。
不,不是关在门外。
是他们手拉手,站在堡垒里面,用那种混合着失望、愤怒、轻蔑和理所当然的眼神,看着我。
而我,站在外面,手里空空如也。
只有那张写着七万元的银行卡,和包里那张薄薄的,拆迁办的名片。
“宁宁,”
我姐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带着一种疲惫,仿佛她才是那个受了天大委屈的人。
“你好好想想。是为了那点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的钱,毁了这个家,毁了我们姐妹感情,还是相信家人,等着以后更好的日子。你自己选。”
她停顿了一下,又说。
“但你要想清楚。如果你选了前者,以后这个家,你就别再回来了。爸妈,你也别再认了。”
她说得很轻,很平静。
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可每一个字,都像冰锥,扎在我心上。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被堵得死死的,发不出任何声音。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我妈低低的啜泣声,和电视里新闻主持人毫无感情的播报。
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出明亮的光斑。那光很暖,可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我慢慢地,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我的腿有点软,但我站住了。
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然后,我转过身,朝门口走去。
“宁宁!”
我妈在后面喊我,带着哭腔。
我的脚步停了一下,但我没有回头。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里面的灯光,温暖,和那些让我窒息的目光。
楼道里的地毯很软,依然没有声音。
我走到电梯前,按下按钮。
电梯从一层层上来,数字跳动,像我的心跳。
叮一声,门开了。
我走进去,转身,看着那扇紧闭的,厚重的家门。
电梯门缓缓合拢,将我和那个“家”,彻底隔开。
电梯下行,失重感传来。
我靠在冰凉的轿厢壁上,闭上眼睛。
包里的手机震动起来,一下,又一下。
不用看,我也知道是谁。
我没有接。
电梯到了一层,门开了。我走出去,穿过明亮的大堂,走出旋转门。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我眯了眯眼睛。
风吹过来,带着初冬的寒意。
我站在小区门口,看着车来车往,人来人往。
这个世界很大,很热闹。
可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不。
我还有地方去。
我拿出手机,找到昨天存下的那个号码。
指尖在屏幕上悬停了几秒,然后,按下了拨出键。
电话响了三四声,被接起。
“喂,你好。”
是李主任的声音。
“李主任,”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干涩,但很清晰。
“我是安宁。关于我家拆迁款的事,我想……再跟您详细谈谈。”
周一早上九点,我准时出现在拆迁办。
李主任的办公室在二楼,不大,堆满了文件袋和卷宗。他给我倒了杯水,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安小姐,考虑好了?”
他问,语气平和。
我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是我周末整理的时间线和问题,字写得有点乱,但一条条很清楚。
“李主任,我想知道几个事情。”
我把笔记本翻到第一页。
“第一,我们家的拆迁补偿协议原件,我能看吗?第二,那份家庭内部分配协议,有没有备案?具体内容是什么?第三,如果我父母放弃了他们的份额,转移到姐姐名下,需要什么手续?这些手续齐全吗?”
李主任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随即点点头。
“你问的这些都是关键。原件在档案室,我可以申请调阅。家庭内部协议确实有备案,但内容……”
他顿了顿。
“是你们家自己提供的,我们只做形式审查。至于你父母的份额转移,如果他们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自愿签署文件,程序上就合法。”
“自愿。”
我重复了这两个字。
“怎么证明是自愿?”
“通常有书面声明,或者视频录音留存。但实际操作中,很多家庭就是签个字。”
李主任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安小姐,我直说吧。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你家人可能利用了信息差。老人不懂,你不知情,他们操作起来就容易。但这不意味着没办法。”
“什么办法?”
“两个途径。”
李主任伸出两根手指。
“第一,行政途径。向我们上级主管部门举报,要求对补偿款分配进行核查,重点审查大额资金异常流向海外是否涉及违规,以及你父母权益是否被侵害。这个途径相对慢,但如果我们查实有问题,可以暂停相关款项的进一步处理,甚至要求返还。”
“第二呢?”
“第二,法律途径。起诉。主张家庭内部协议显失公平,或者你是在被欺诈、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署的。要求撤销协议,重新分配。”
李主任看着我。
“但这个途径,时间长,成本高,而且……你面对的是你的家人。”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能看见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飞舞。
“我想先看文件。”
我说。
李主任点头。
“好。我给你开个查阅单。不过有些文件可能涉及隐私,你不能拍照,只能看。”
“明白。”
档案室在一楼角落,空气里有股纸张和灰尘混合的味道。管理员是个中年女人,看了眼李主任开的单子,又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转身进去找。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她抱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出来。
“就这些。在这里看,不能带走,不能拍照。”
她把档案袋放在桌上。
我打开。
最上面是拆迁补偿协议。户主是我爸,共有人栏里有我妈、我姐和我三个人的名字。补偿面积、单价、总额,和我知道的一样。翻到最后一页,是我们四个人的签名。我的字迹有点潦草,是那天匆匆忙忙签的。
再往下,是那份家庭内部财产分配协议。
我深吸一口气,翻开。
协议正文是打印的,措辞很官方,大概意思是家庭成员经协商一致,同意补偿款做如下分配。然后列了三条:
一、补偿款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归安雅、陈浩夫妇所有,用于家庭整体发展及父母养老保障。
二、补偿款总额的百分之五,归安宁所有,作为其个人生活保障。
三、补偿款总额的百分之五,归父母安建国、刘淑珍所有,由安雅、陈浩代管,专项用于父母医疗及日常开支。
下面有我们五个人的签名。我爸,我妈,我姐,姐夫,还有我。
我盯着那个“百分之五”。
所以不是一千三百万和七万。
是一千三百万,和……六十五万三千五百元。
而我,只拿到了七万。
剩下的五十八万多,去哪里了?
我的手有点抖。我继续往下翻。
后面附了几份文件。一份是我爸妈出具的“委托书”,大意是他们自愿将属于自己的份额(即总额的百分之五)委托长女安雅、女婿陈浩管理支配,用于自身养老医疗。有签名,有手印。
一份是我姐和姐夫出具的“承诺书”,承诺妥善管理该笔资金,专款专用。
还有一份,是我签的“确认书”。
确认书内容很简单:本人安宁,已收到家庭内部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款份额,即人民币柒万元整。对此无异议,不再就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提出任何主张。
落款是我的签名。
我盯着那份确认书,看了很久。
我不记得我签过这个东西。
绝对没有。
拆迁那天,我只签了分配协议。之后的所有文件,都没有人再让我签过字。
可这上面的笔迹……
很像我的字。非常像。连我写字时习惯性的那个勾尾,都模仿得很像。
但不是我写的。
我知道不是我写的。
“看完了?”
管理员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我抬起头,才发现自己手心里全是汗。
“能复印吗?”
我问。
“不能。只能看。”
管理员面无表情。
我把文件放回档案袋,还给她。然后站起来,走出档案室。
走廊很长,光线有点暗。我走到楼梯拐角的窗户边,推开窗,冷风一下子灌进来,吹在脸上,有点刺,但能让脑子清醒点。
伪造签名。
他们连这个都做了。
所以从一开始,这就是计划好的。把我那份压到最低,用所谓的家庭协议固定下来,再伪造我收到钱并无异议的确认,堵死我后续的所有路。
如果不是那一千三百万转得太急,触发了银行风控。
如果不是拆迁办的人多问了一句。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该得的不是七万,是六十五万。
我也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爸妈的那份,说是“代管”,其实连账户都没进,直接和那一千三百万混在了一起。
阳光照在脸上,不暖。
我拿出手机,给我妈打电话。
响了七八声,她才接。
“宁宁?”
她的声音有点喘,背景音里有关门声,还有电视的声音。
“妈,”
我说。
“我看了拆迁的文件。上面写了我该拿百分之五,是六十五万。我只拿到七万。剩下的五十八万,去哪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
只有电视里综艺节目的笑声,很吵闹。
“妈?”
“宁宁……你,你去拆迁办了?”
我妈的声音有点慌。
“嗯。我还看到一份确认书,说我收到了七万,没有异议。那不是我签的字。”
“怎么不是你签的?那天……那天你姐拿给你签的,你忘了?”
我妈的语气急促起来。
“宁宁,你别胡思乱想。那钱……那钱是你姐先帮你存着,怕你乱花。都是一家人,还能贪你的钱不成?”
“帮我存着?”
我笑了,但鼻子有点酸。
“妈,帮我存着,需要伪造我的签名吗?需要写一份我确认收到并无异议的文件吗?这是帮我存着,还是不想让我知道?”
“什么伪造!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姐!”
我妈的声音拔高了,带着哭腔。
“安宁,你是不是非要闹得这个家散了你才甘心?你姐为你操了多少心,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听外人两句话,就来质疑自家人?你还有没有良心?”
“妈,”
我打断她,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我自己都意外。
“那份确认书上的字,不是我写的。我可以去做笔迹鉴定。如果鉴定出来是伪造的,这就是犯法。还有,爸和你的那份委托书,你们真的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吗?你们知道放弃了那百分之五,就意味着那一百三十多万,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房子只写了我姐和姐夫的名字,钱在他们手里,他们说怎么用就怎么用。等你们老了,病了,需要钱的时候,他们给不给,给多少,全看他们心情。你们想过吗?”
电话那头只剩下我妈粗重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嘶哑。
“宁宁……那是你姐。她不会不管我们的。”
“她会吗?”
我问。
“妈,如果她会,为什么连你们那份钱,都要用这种办法弄走?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放在你们自己账户里,让你们自己看着?为什么一定要‘代管’?”
我妈不说话了。
“妈,”
我放软了声音。
“我不是要跟家里闹。我只是想要一个明白。我只是不想被当成傻子。那笔钱,是爷爷奶奶,是你们,是我们一家人几十年攒下的家底。它应该被好好用在家里每个人身上,而不是被偷偷转走,变成某个我不知道的‘海外项目’。”
“你姐说了,那是投资……”
“什么项目?在哪里?合同呢?预期回报呢?风险呢?”
我一连串地问。
“妈,你和爸看过这些吗?你们知道那一千三百万,到底投去了哪里吗?”
沉默。
漫长的沉默。
“妈,”
我说。
“你和爸好好想想。也告诉姐和姐夫,我想和他们,当面,把所有事情说清楚。包括那份伪造的确认书,包括那个海外项目。如果说不清楚……”
我停顿了一下。
“那我就只能,用我的方式,去找个说法了。”
挂了电话,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
心跳得很快,手还在抖。
但我没哭。
哭没有用。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我姐没找我,我爸妈也没找我。好像我那天在电话里说的话,只是一阵风,吹过去就没了。
但我没闲着。
我查了资料,咨询了法律援助热线。我知道像我这种情况,起诉是最后的手段,但在此之前,我需要证据。
能证明那份确认书是伪造的证据。
能证明我父母是在不完全知情,或者被误导情况下签署委托书的证据。
能证明那一千三百万流向存在问题的证据。
第一项最难。笔迹鉴定需要原件,而原件在拆迁办档案室,我拿不到。除非我起诉,由法院或律师申请调取。
第二项……我回了趟家。不是新区那个叠墅,是老房子。拆迁已经开始,四周的建筑已经被推倒了一半,断壁残垣,尘土飞扬。我家院子还在,但门上已经贴了封条。
我在附近转了转,找到几个还没搬走的老邻居。
王奶奶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看到我,招招手。
“宁宁啊,好久没见你了。”
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
“王奶奶,问你个事。拆迁那阵子,您见过有人来我家,找我爸妈签文件吗?不是我家里人,是……外人。”
王奶奶眯着眼想了想。
“有啊。来了好几拨呢。有拆迁办的,有银行的,还有……哦,有一次,来了个穿西装的小伙子,拎着个包,在你家待了挺久。你姐和你姐夫陪着进去的。”
“什么时候的事?”
“就量完面积没多久吧。那天下午,太阳还挺大的。”
王奶奶说。
“那小伙子出来的时候,你姐和你姐夫还送他到门口,客客气气的。我正好路过,听了一耳朵,好像说什么‘放心,都办妥了’、‘老人不会反悔’之类的。”
我的心沉了沉。
“那您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吗?”
“那我可不知道。看着像办事的,不像拆迁办的,也不像银行的。”
王奶奶摇头,然后压低声音。
“宁宁,奶奶多句嘴。你们家那拆迁款……是不是有点什么事?我听说,你姐他们拿了大头,你和你爸妈没落着多少?”
连邻居都听说了。
“是有点事。”
我没隐瞒。
“我正在弄清楚。”
“是该弄清楚。”
王奶奶拍拍我的手。
“你爸妈老实了一辈子,别临了被人糊弄了。你也是,该你的,就得要。别怕,有理走遍天下。”
我点点头,心里有点暖,又有点酸。
又问了几个邻居,说法都差不多。都看见有陌生人去过我家,都是我姐和姐夫接待的。但具体是干什么的,没人知道。
这不够。
我需要更确切的证据。
周五下午,我接到了李主任的电话。
“安小姐,方便说话吗?”
“方便。您说。”
“你姐姐安雅女士,今天上午来我们这里了。”
李主任的声音有些严肃。
“她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还有一份经过公证的《家庭财产处分协议》。里面写明,你们家的拆迁补偿款,经全体家庭成员一致同意,授权由她全权处置,包括海外投资事宜。她父母,也就是你爸妈,也签字按了手印,还录了视频,表示完全知情并自愿。”
我握紧了手机。
“她还提交了你那份‘确认书’的复印件,强调你已确认收到款项且无异议。并且……”
李主任停顿了一下。
“她质疑我们拆迁办工作人员不当介入家庭纠纷,给你传达了错误信息,导致家庭不和。要求我们停止‘骚扰’你们家正常事务,否则会向上级投诉。”
果然。
他们动作很快。
“那份经过公证的协议,我能看吗?”
我问。
“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副本,她提供了一份。我可以把关键内容转述给你。协议基本内容就是,你父母自愿将属于他们的份额,以及对你姐姐处置全家份额的‘监督权’,全部委托给你姐姐。并且确认,海外投资是家庭共同决策,收益归家庭共有。”
“收益归家庭共有,”
我重复。
“那本金呢?一千三百万的本金呢?”
“协议里没提本金归属,只说了投资行为是家庭授权。”
李主任叹了口气。
“安小姐,如果这份公证协议是真的,且程序合法,那从法律上讲,你姐姐的操作……就很难被挑出毛病了。你父母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愿签署公证文件,法律认可他们的处分权。而你那份确认书,即便笔迹有问题,在有公证协议佐证的情况下,你的个人主张也会变得很困难。”
“所以,我就没办法了?”
“也不是完全没有。”
李主任说。
“公证程序本身是否合规,你父母是否真的完全理解文件内容,是否存在误导或欺骗,这些都可以质疑。但需要证据,强有力的证据。而且……”
他犹豫了一下。
“你姐姐今天态度很强硬。她暗示,如果你继续追究,她不排除采取法律手段,告你诽谤,或者侵害她的名誉权。安小姐,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件事,如果走上法律程序,可能会很……难堪。对方准备得很充分。”
难堪。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家人对簿公堂,互相指责,撕破脸皮,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李主任,”
我慢慢地说。
“那份公证协议,签署日期是什么时候?”
“我看看……是拆迁补偿协议签署后的第三天。”
第三天。
也就是说,在拆迁款还没到账的时候,他们已经去公证了。做好了所有法律上的准备,堵死了所有可能的路。
而我,直到拆迁办的人找上门,才知道这一切。
“我明白了。”
我说。
“李主任,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安小姐,”
李主任的语气带着些不忍。
“我建议你……慎重考虑。有时候,家庭纠纷,各退一步,也许……”
“退不了,李主任。”
我打断他。
“我的背后是墙,已经没地方退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我妈发来的微信。
“宁宁,你姐都跟我们说了。那钱确实是拿去投资,正规项目,有合同的。公证书也办了,合法合规。你就别钻牛角尖了。都是一家人,闹到法院,让别人看笑话。听妈的话,算了吧。那七万你要嫌少,妈这里还有两万私房钱,都给你。别再闹了,行吗?”
我看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字回复。
“妈,那不是七万还是五十八万的问题。那是你们和我姐、姐夫,从一开始就没把我当一家人,没把我当回事的问题。你们联手把我排除在外,安排好一切,然后告诉我‘这是为你好’。我不接受。”
消息发送。
没有回复。
可能我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
我放下手机,从床底下拖出那个旧的行李箱。打开,里面是我的一些旧物。相册,笔记本,还有一个小铁盒。
我打开铁盒,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小时候的奖状,和朋友传的纸条,还有几封信。
最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把它拿出来。
信封很旧了,边缘有些磨损。上面没有字。
我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纸。
纸已经有些发黄,是很多年前的格式。抬头写着“星城第一人民医院出生医学证明存根”。
这是我的出生证明存根。上面有我的名字,出生日期,父母信息。
还有一份,是我姐的。
我拿着这两份存根,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了手机里的拍照软件,选择了滤镜,调整了亮度和对比度。
光线透过纸张,在强光下,纸张纤维的纹理,还有纸张背面可能透过的字迹,会显得更清楚。
我姐的那份存根,背面很干净,只有纸张本身的纹路。
而我的这份……
在“母亲姓名”那一栏对应的背面,透过光,能看到一个淡淡的、蓝色的印痕。
不是字,更像是一个盖章的痕迹,但大部分看不清了。只有边缘一点点弧线。
我皱了皱眉,把手机亮度调到最高,凑近了看。
那弧线……很熟悉。
我猛地想起什么,从抽屉里翻出老房子的户口本。那是我搬家时带出来的,一直留着。
翻开户口本,在最后一页,盖着几个章。有派出所的户籍章,有以前单位集体的公章。
其中一个章,是圆形的,边缘有类似的弧线。
那是……街道办事处的章?
为什么我的出生证明存根背面,会有街道办事处的盖章痕迹?
出生证明,是医院开的。街道办事处的章,怎么会盖在上面?还盖在背面,“母亲姓名”那一栏的后面?
一个模糊的,很久远的记忆碎片,突然闪了一下。
我小时候,好像听隔壁的婆婆说过闲话。说我妈生我的时候,年纪不小了,差点难产。还说……说我和我姐,长得不太像。
我当时没在意。小孩嘛,跟姐妹长得不像,多正常。
可现在,这个模糊的盖章痕迹,像一根刺,轻轻扎了我一下。
不对劲。
我放下存根,在手机上搜索“出生证明 街道盖章”。
跳出来的信息不多,但有一条旧论坛的帖子,提到了很多年前,有些地方对非婚生子女或者收养的孩子,在办理某些手续时,可能需要街道出具证明,或者盖章。
非婚生子女?
收养?
我的头皮微微发麻。
不可能。这太荒唐了。
我摇摇头,想把那个可怕的念头甩出去。
可那个淡淡的蓝色印痕,像鬼影一样,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盯着那两张发黄的纸,盯着父母姓名栏里,那两个熟悉的名字。
安建国。刘淑珍。
一样的父母。
可为什么,我的存根背面,会有那个章?
是我想多了吗?还是……这里面真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吓得我一哆嗦。
是我姐。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深吸一口气,接通,按了免提。
“安宁,”
我姐的声音传来,很冷,没有了往日的温和,也没有了上次电话里的气急败坏,只剩下一种公事公办的平静。
“我在你楼下。我们谈谈。”
我走到窗边,往下看。
楼下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车。我姐靠在车旁,拿着手机。她似乎抬头看了一眼我的窗户。
“谈什么?”
我问。
“谈你非要捅破天的后果。”
我姐说。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下来,我们找个地方,把话说清楚。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
她顿了顿。
“那我只好给你看一些东西。一些关于你的,你绝对不想知道,但或许能让你闭嘴的东西。”
她的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一种冰冷的,笃定的威胁。
“什么东西?”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关于你到底是谁的东西。”
我姐的声音透过话筒传来,清晰,冰冷,一字一句砸进我的耳朵里。
“关于你为什么,在这个家里,永远只能拿七万,而不是六十五万的东西。”
手机还贴在耳边,我姐那句话像冰锥一样扎进来。
关于我到底是谁的东西。
我站在窗边,看着楼下那个靠在车边的身影。距离有点远,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感觉到那股透过电话传来的冷意。
“我给你五分钟。”
我姐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下来,我就走。这些东西,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电话挂断了。
忙音嘟嘟地响着。
我握着手机,手指冰凉。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那张出生证明存根背面的盖章痕迹,一会儿是公证协议,一会儿是六十五万和七万,一会儿是姐姐那句冰冷的威胁。
五分钟。
楼下,我姐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没熄火,尾气在冷空气里形成一小团白雾。
去,还是不去?
去了,会听到什么?那些“绝对不想知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不去,那些疑问就会像鬼影一样缠着我,永远没有答案。
我看着那辆黑色的车。它安静地停在路边,像一只蛰伏的兽。
深吸一口气,我抓起外套,冲出门。
跑到楼下时,正好五分钟。车窗降下来,我姐坐在驾驶座上,没看我,只说了句。
“上车。”
我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车里暖气开得很足,有淡淡的香水味,是我姐常用的那款。
“安全带。”
她说。
我系上安全带。车平稳地驶出小区,汇入傍晚的车流。谁也没说话。电台里放着轻柔的音乐,和此刻的气氛格格不入。
开了大概二十分钟,车在一个僻静的河边公园停下。冬天,河边没什么人,只有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里摇晃。
我姐熄了火,却没下车。她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看着前方结了薄冰的河面。
“安宁,”
她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
“不知道。”
我说。
“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她转过头,看着我。车里没开灯,只有远处路灯透进来的昏黄光线,照得她的脸半明半暗。
“放弃追究拆迁款的事。那七万,你拿着。以后家里的事,你别再过问。爸妈那里,我会照顾。你过你的日子,我们过我们的。相安无事。”
“如果我不呢?”
我姐笑了,笑容里没什么温度。
“那你就会知道一些事情。一些会让你后悔今天选择的事情。”
“比如?”
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从扶手箱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很旧,边缘都磨毛了。她把纸袋递给我。
“打开看看。”
我接过纸袋。有点沉。解开缠绕的棉线,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是几张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是黑白的,有些年头了,边角泛黄。第一张,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站在一个老式院门口。女人很瘦,梳着两条麻花辫,对着镜头笑,笑容有点羞涩。她怀里的婴儿裹在小被子里,只露出一点点脸。
第二张,还是那个女人,怀里抱着大一些的孩子,可能一两岁,站在同样的院门口。女人脸上没了笑容,眼神有些茫然。
第三张,是那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合影。男人穿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中山装,女人靠在他肩头。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小小的字:1985年春,与建华。
建华?
我猛地抬起头,看向我姐。
“继续看。”
我姐说,声音很轻。
我拿起那封信。信纸是普通的横格纸,字迹娟秀,但有些潦草,像是匆匆写就。
“淑珍姐: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医生说我就这几个月了。我不怕死,我就是放心不下宁宁。她还那么小,才三岁。
建华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她,实在没力气了。这病拖垮了我,也拖垮了这个家。我没能给她一个完整的家,没能看着她长大,是我这个当妈的没用。
姐,我求求你。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看在当年你答应过建华的份上,收留宁宁吧。别告诉她身世,就让她当你们的亲闺女。建国哥是好人,你也是好人,宁宁跟着你们,我放心。
我知道这要求太过分,可我真的没办法了。宁宁的出生证明,还有建华以前给我写的信,我都放在这个袋子里。如果将来……将来有什么万一,这些东西,或许用得着。
姐,对不起。欠你的,我来世再还。
妹 秀云绝笔”
信的最后,是一个日期。1989年11月。
1989年。我三岁。
我的手开始抖,抖得几乎拿不住那薄薄的几页纸。照片从腿上滑落,散在脚垫上。
秀云。建华。
不是我爸妈的名字。
是安建国,刘淑珍。
是另一个女人,另一个男人。
而我,是这个叫秀云的女人,和那个叫建华的男人的……孩子?
“看明白了吗?”
我姐的声音在狭小的车厢里响起,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怜悯。
“安宁,你不是爸妈亲生的。你是妈当年一起长大的姐妹,周秀云的女儿。你亲妈病得快死了,把你托付给爸妈。他们心软,收养了你,给你上户口,让你姓安,把你当亲闺女养大。”
我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的东西都在晃。
“本来这事,爸妈打算一辈子烂在肚子里。”
我姐继续说,语气像是在叙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
“他们对你,不能说不好吧?吃穿用度,上学读书,没短过你的。甚至对外,都说你是亲生的,怕你受委屈。可安宁,亲生的就是亲生的,收养的就是收养的。这里面的差别,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拆迁款,是安家的祖产。是老安家的房子换来的。”
我姐转过头,直视着我,眼神锐利得像刀。
“你姓安,是爸妈给你的。但这房子的根,是安家的,不是周家的。给你七万,是情分。是看在你叫了他们二十多年爸妈的份上,是看在妈和那个周秀云姐妹一场的份上。你凭什么要更多?凭什么要跟我和陈浩争?我们才是安家正儿八经的后人,我们才该拿大头,才该决定这笔钱怎么用!”
她说得那么理所当然,那么理直气壮。
而我,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闷棍,眼前发黑,五脏六腑都绞在一起。
不是亲生的。
我是收养的。
所以,那百分之五,那六十五万,变成了“情分”?
所以,那份确认书可以伪造,公证可以绕过我,所有事都可以瞒着我?
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外人?
“那些文件……”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嘶哑。
“公证……确认书……你们早就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我应得的,是不是?”
“是又怎么样?”
我姐微微扬起下巴。
“安宁,我劝你见好就收。七万不少了。你要是非要闹,把这些捅出去,你觉得谁会难堪?爸妈养了你二十多年,对你比对我这个亲生的也差不了多少。现在你知道了身世,不想着报答养育之恩,反而要跟他们亲闺女争家产?传出去,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报答养育之恩。
争家产。
每个字都像针,密密麻麻扎在心上。
原来,在他们眼里,这二十多年的相处,这所谓的“亲情”,到最后,是用“七万”来衡量的恩情。
原来,我想要一个公平,想要一个解释,就成了忘恩负义,成了争家产的白眼狼。
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这个我叫了二十多年“姐姐”的人。她的眉眼和我并不像。以前只觉得是姐妹长得不像,现在才知道,我们本来就没有血缘。
没有血缘,所以可以理所当然地算计。
没有血缘,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
没有血缘,所以那份冷漠和残忍,都找到了最合理的借口。
“那个海外投资,”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尽管胸腔里翻江倒海。
“是真的吗?还是说,只是你们转移钱的借口?”
我姐的表情僵了一下,随即恢复自然。
“当然是真的。陈浩托了很大关系,回报率很高。等赚了钱,家里不会亏待你。”
“是吗?”
我看着她。
“那投资合同呢?项目计划书呢?让我看看。如果真的稳赚不赔,让我也开开眼。”
“这是商业机密,怎么能随便给人看?”
我姐避开我的目光。
“安宁,别转移话题。现在说的是你身世的事。这件事,到此为止。拆迁款,也到此为止。你拿着那七万,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爸妈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你非要闹,伤了他们的心,你就是真的没良心了。”
又是这一套。
用亲情绑架,用养育之恩施压。
我以前会难过,会内疚,会怀疑是不是自己错了。
可现在,知道了这所谓的“亲情”下面,埋着这样一个秘密,我只觉得可笑,可悲,又冰凉刺骨。
“如果,”
我慢慢地说,一字一句。
“我非要闹呢?”
我姐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她看了我几秒,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和嘲讽。
“那你试试看。”
她说。
“看看是你能闹出个结果,还是我先让你身败名裂,让所有人都知道,安家养了个多么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看看爸妈是站在你这边,还是站在我这边。看看那些钱,你最后能不能拿到一分!”
她凑近了一些,压低声音,每个字都像是淬了毒。
“安宁,认清自己的位置。你的一切,都是安家给的。安家能给你,也能收回去。别不知足。”
说完,她坐直身体,重新发动了车子。
“该说的,我都说了。怎么选,看你自己。”
她看着前方,侧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冷漠。
“下车吧。以后没什么事,别往家里打电话了。爸妈不想见你。”
我坐在那里,没动。
手里的信纸和照片,像烙铁一样烫手。
“下车。”
我姐又说了一遍,语气已经不耐烦。
我打开车门,冷风一下子灌进来,吹得我一个激灵。
脚踩在地面上,有些软。我拿着那个旧牛皮纸袋,关上了车门。
车窗升上去之前,我姐最后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麻烦,一个终于可以甩掉的包袱。
然后,车子启动,拐了个弯,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原地,河边的风格外冷,吹在脸上,刀割一样。
手里那个旧纸袋,轻飘飘的,又重若千斤。
里面装着的,是我的来处,是我的根,也是他们拿来斩断我和这个家最后一点联系的刀。
原来如此。
所有的不公平,所有的忽视,所有的算计,都有了最“合理”的解释。
因为我不是亲生的。
所以,我不配。
不配得到同等的爱,不配得到公平的对待,不配分享属于“安家”的财产。
所以,那一千三百万,是“安家”的。
那六十五万,是“安家”的施舍。
那七万,是“安家”的恩情。
而我,只是一个被收养的,不知道感恩的,觊觎别人家产的外人。
多可笑。
我叫了二十多年的爸妈,不是我的爸妈。
我叫了二十多年的姐姐,不是我的姐姐。
那个我长大的家,不是我的家。
那些我以为的亲情,原来早就标好了价码。
七万。
我的二十多年,就值七万。
风更大了,卷起地上的枯叶,打着旋。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牛皮纸袋。边缘已经磨损得很厉害,露出里面泛黄的信纸一角。
照片上的女人,那个叫周秀云的女人,对着镜头羞涩地笑。她怀里那个小小的婴儿,是我。
她快要死了,还惦记着给我找个依靠。
她以为,她把我托付给了好姐妹,我就能平安长大,有个家。
她不会知道,二十多年后,这个“家”会用怎样一种方式,告诉我,我始终是个外人。
鼻子酸得厉害,眼睛也胀得疼。
但我没哭。
哭给谁看呢?
这河边空无一人,这城市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
我慢慢地把信和照片装回纸袋,仔仔细细地抚平边缘,然后,把它抱在怀里。
抱得很紧。
像是抱住了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那个给我生命,又早早离开的女人。
也像是抱住了那个三岁之前,拥有过亲生父母短暂疼爱的,小小的自己。
风还在吹,冰冷刺骨。
但我心里,那团从知道拆迁款不公时就燃起的火,那团被欺骗、被隐瞒、被轻蔑一点点浇上油的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烧得更旺,更烈了。
不是亲生的?
那又怎样。
我不是安家亲生的女儿。
但我是周秀云的女儿。
我是我自己。
那笔拆迁款,是我长大的地方换来的。那里面有我二十多年的记忆,有我理应享有的份额。
这不是施舍,不是恩情。
这是我该得的。
你们不给,我就自己拿回来。
用我的方式。
我抬起头,看着黑沉沉的夜空,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
然后,转过身,朝着来时的路,一步一步,走回去。
脚步从一开始的虚浮,慢慢变得坚定。
手里的纸袋,很轻,又很重。
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没有回出租屋。
沿着河走了很久,直到手脚冻得发麻,才在路边找了个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了一杯热豆浆,捧在手里。
热量透过纸杯传到掌心,稍微驱散了一点寒意。我坐在靠窗的高脚椅上,看着外面偶尔驶过的车辆,脑子里那些翻腾的情绪,慢慢沉淀下来。
不是亲生的。
这个认知,像一块巨石,砸碎了之前所有关于“家”的幻想。疼吗?疼。空吗?空得厉害。但奇怪的是,最初那阵天旋地转的崩溃感过去后,心里反而有种异样的清醒。
原来如此。
所有的不公,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被排除在外,都有了答案。不是因为我不够好,不够懂事,不够讨人喜欢。仅仅是因为,血缘。
多简单,又多残酷的理由。
我拿出那个旧牛皮纸袋,再次抽出那封信。借着便利店白亮的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淑珍姐……收留宁宁吧……别告诉她身世……就当你们的亲闺女……”
字迹潦草,能看出写字的人当时身体已经很差,力气不足。但每一笔,都透着恳求,和绝望。
我的亲生母亲,在生命最后时刻,用尽力气写下这封信,为她三岁的女儿找一个归宿。她相信她的“淑珍姐”,相信那个她叫“姐”的人,会善待她的孩子。
她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她托付的人,会用她的遗物,作为要挟她女儿闭嘴的筹码。
我把信纸小心地折好,放回去。还有那几张照片。年轻的女人,稚嫩的婴儿,模糊的男人。这是我的来处,是我真正的根。
以前,我的根是模糊的,依附在“安家”这棵树上。现在,树倒了,根露出来了,虽然细弱,虽然遥远,但它是实实在在的,属于我自己的。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拿出来看,是我妈发来的微信。
“宁宁,你姐都跟我们说了。你……都知道了?妈对不起你,一直瞒着你。可妈是真心把你当亲闺女疼的。你别怪你姐,她也是一时糊涂。那钱的事,咱们再商量,行吗?你回家来,妈给你做你爱吃的,咱们一家人好好说,别闹了,妈求你了。”
我看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
真心当亲闺女疼。
那为什么,在涉及巨大利益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亲生女儿,甚至联手欺骗、隐瞒、伪造文件?
为什么,在我质问的时候,用养育之恩来绑架,用“家”来威胁?
为什么,在我姐拿出那个牛皮纸袋,用最残忍的方式揭穿这一切时,他们没有阻止,甚至可能是默许?
“真心”两个字,太轻了。轻到抵不过一百三十万,抵不过一千三百万。
我没有回复,按灭了屏幕。
热豆浆已经凉了。我喝完最后一口,把纸杯扔进垃圾桶。
然后,我拿出另一部手机。一部很旧的智能机,屏幕有裂痕,但还能用。这是我以前淘汰下来的,一直没扔,没想到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我打开录音功能,检查了一下,电量充足,内存足够。
然后,我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背景音有点吵,像是在外面。
“宁宁?”
我妈的声音传来,带着小心翼翼,还有明显的疲惫。
“妈。”
我应了一声,声音很平静。
“我见到我姐了。东西,我也看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是我妈带着哭腔的声音。
“宁宁,你别怪妈……妈也是没办法……当年秀云她……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求我……我不能不管你……”
“我没怪您收养我。”
我打断她,尽量让语气听起来稳定,甚至带着一点理解和伤感。
“妈,谢谢您和爸养大我。这份恩情,我记得。”
我妈似乎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抽泣声停了一瞬。
“可是妈,”
我继续说,声音放低,带着困惑和痛苦。
“我不明白……既然收养了我,把我当亲闺女,为什么拆迁款的事,要这样瞒着我?为什么我姐能拿一千三百万去投资,而我只有七万?就算……就算我不是亲生的,这么多年,我对这个家,对您和爸,难道就没有一点感情吗?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骗我签字?”
“没有骗你……”
我妈急急地说。
“宁宁,没人骗你……那钱,你姐说了,是拿去投资,赚了钱大家都有份的……给你七万,是怕你年轻,乱花钱……”
“那为什么我的那份确认书,不是我签的字?”
我问,声音里带上了一点颤抖,像是委屈,又像是难以置信。
“妈,那真的不是我写的。我怎么可能签那种东西?还有,那份公证协议,您和爸真的清楚里面写了什么吗?你们知不知道,签了那个,你们那份钱,就等于完全给我姐了?将来你们要用钱,都得看她脸色?”
“不会的……你姐不是那种人……”
我妈的声音弱了下去,带着不确定。
“她说那是为了家里好……说投资赚钱快……我们也不懂这些,你姐夫懂,就让他们去弄了……”
“妈,”
我叫了她一声,声音哽咽了。
“我不是要争什么……我就是觉得难受……觉得你们不把我当一家人……这么大的事,全都瞒着我……我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没资格要求太多……可这么多年,我是真的把这里当自己家,把你们当亲爸妈……”
我说不下去了,适当停顿,让抽泣声通过话筒传过去。
“宁宁,你别哭……是妈不好,是妈没处理好……”
我妈果然慌了,语气里带上了愧疚和心疼。
“妈跟你保证,那投资要是赚了钱,肯定少不了你的……你姐那边,妈去说……那七万你先用着,不够妈这里还有……”
“妈,我不要钱。”
我吸了吸鼻子,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脆弱又倔强。
“我就是想要个明白。您告诉我,那份公证协议,到底是怎么签的?是您和爸自愿的,还是我姐和姐夫让你们签的?还有那个海外投资,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和爸看过合同吗?”
“协议……是你姐拿回来的,说是什么手续,要我们签个字……我和你爸老了,也看不懂那些弯弯绕绕的,你姐夫说都是正规的,我们就签了……投资……好像听你姐夫提过一嘴,是什么外贸项目,挺靠谱的……”
“妈,”
我打断她,语气变得严肃了一些。
“您和爸签任何字,都要看清楚。特别是涉及钱的。我姐和姐夫……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难处,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您知道吗,现在外面很多骗局,就是专门骗老人的,用高回报当诱饵……”
“不会吧?”
我妈的声音提高了,透着紧张。
“你姐夫……他不会骗我们吧?那可是家里全部的钱啊!”
“妈,我不是说姐夫一定是骗人。但那么多钱,谨慎点总没错。”
我放缓语气。
“这样,妈,您找个机会,问问姐夫,看看投资合同,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项目,钱到底投到哪里去了。您和爸心里有个底,我也好放心。不然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好,好,妈回头就问……”
我妈连连答应,显然也被我说得有些不安了。
“还有,妈,”
我趁热打铁,语气更加低落。
“我姐今天给我看那些……说我不是亲生的……妈,我知道这事不该我知道,可我……我心里难受。您能跟我讲讲,我亲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电话那头,我妈长长地叹了口气,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说起来。
从她的讲述里,我拼凑出一些模糊的影像。周秀云,和我妈刘淑珍是一个村的,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后来嫁给了同村的赵建华,两人感情很好。但赵建华身体不好,在我不到一岁时就病逝了。周秀云一个人带着我,过得很辛苦,又查出了重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才写下那封信,把我托付给了当时已经嫁到城里、生活相对好一些的我妈。
“秀云她……命苦。”
我妈的声音有些哽咽。
“走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就是你。她拉着我的手,说‘姐,宁宁就交给你了,让她好好长大,别告诉她这些,就让她当你亲闺女’……我答应了她。宁宁,妈是真把你当亲闺女看的,这么多年,没亏待过你,是不是?”
“我知道,妈。”
我低声说,眼泪真的掉了下来,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那个从未谋面、在生命尽头还在为我谋划的生母,也为了这二十多年真假难辨的温情。
“谢谢您。”
又聊了几句,安抚了我妈的情绪,我才挂了电话。
按下停止录音的按键,我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录音时长:二十二分钟三十七秒。
足够了。
这段录音里,有我妈亲口承认收养事实(虽然是被我引导出的),有她对公证协议签署过程的不了解(“看不懂”“你姐夫说正规”),有她对海外投资的担忧(“不会骗我们吧”),也有她对当年情况的叙述。
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至少是一个有力的辅助。它能证明,我父母在签署那份关键的公证书时,很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其法律后果,也证明了我姐和姐夫在操作中存在明显的引导甚至隐瞒。
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我妈在得知我不是亲生女之后的反应,以及她话语中流露出的、对我姐和姐夫行为的潜在不安。
这很重要。
我把录音文件保存好,备份到云盘。然后,删除了手机里的通话记录和这段录音文件本身。旧手机被我关机,取出SIM卡,藏在了衣柜最里面的旧衣服口袋。
做完这些,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毫无睡意,反而有种奇异的亢奋。像是一个在迷雾中走了太久的人,终于看到了模糊的路径,虽然荆棘密布,但方向清晰了。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搜索。
搜索关键词:“笔迹鉴定 流程 费用”、“公证程序 违规 如何申诉”、“家庭内部协议 显失公平 诉讼时效”、“大额资金 境外转移 监管”。
一条条信息看过去,有用的记录下来。我知道,靠我自己,很难对付准备充分、甚至可能咨询过专业人士的姐姐和姐夫。我需要帮助。
我想起了李主任。他是体制内的人,熟悉政策和流程,有基本的正义感。但他也有他的顾虑和限制,不能指望他完全站在我这边。
我还需要更专业的帮助。
法律援助?公益律师?我搜索了本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电话和地址。又查了几个口碑比较好的、擅长民事纠纷特别是家庭财产纠纷的律师事务所在线咨询方式。
钱是个问题。请律师不便宜。我手里只有七万,还得生活。但有些律所提供风险代理,或者初次咨询免费。可以试试。
天彻底亮了。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来,在地板上投出方形的光斑。
我洗了把冷水脸,看着镜子里的人。眼睛里有红血丝,脸色苍白,但眼神不再迷茫,也不再是之前那种压抑的愤怒,而是一种沉静的、决绝的光。
我知道我要面对的是什么。是一个经营多年、在父母那里拥有绝对信任和话语权的“姐姐”,是一个精于算计、可能早有准备的“姐夫”,是一对因为血缘和多年习惯而天然偏向他们的“父母”,还有那一千三百万的既得利益,以及他们为此编织的、看似牢固的法律和人情网络。
硬碰硬,我胜算不大。
但我有他们不知道的牌。
第一,我不是安家亲生孩子这个“秘密”,从他们用它来威胁我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能打击我的武器,反而可能成为他们的软肋。一旦公开,舆论会怎么看待这对“收养了孩子却极度偏心亲生女、甚至欺瞒剥夺养女权益”的养父母?怎么看待那个“用身世秘密逼迫妹妹就范”的姐姐?
第二,那笔钱的去向。一千三百万,三天内转到海外。什么“稳妥投资”需要这么急?这么神秘?连一份像样的合同都不给看?这里面的猫腻,经得起查吗?如果根本不是什么投资,而是转移资产,甚至更糟呢?李主任的提醒,银行的风控,都不是空穴来风。
第三,我手里的录音,以及我对那份伪造确认书的质疑。这些都是撬动他们那看似牢固防线的缝隙。
我不需要一下子扳倒他们。我只需要制造足够的麻烦,提出合理的质疑,让那笔钱,让那些协议,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审视。
而审视本身,就足以让他们慌神。
想清楚了这些,我反而平静下来。肚子有点饿,我煮了碗面,慢慢吃完。然后,我换好衣服,拿起包和那个旧手机,出门。
第一站,法律援助中心。
值班的是一位四十多岁、面容和善的女律师。听我简要说完情况(隐去了身世部分,只说了拆迁款分配不公、疑似伪造文件、大额资金异常转移),她皱起了眉。
“姑娘,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家庭内部协议,特别是经过公证的,法律效力很强。要推翻,需要很扎实的证据证明签订时存在欺诈、胁迫或显失公平。伪造签名需要鉴定,但鉴定需要法院委托或者对方同意。资金流向问题,个人很难调查,需要向有关部门反映或将来在诉讼中申请调查令。”
她给了我一些建议:先收集所有能收集的证据,包括录音(告知我录音取证要注意合法性),聊天记录,邮件,证人证言等。然后,可以尝试向拆迁办、街道办事处、甚至纪检监察部门实名举报,反映分配不公、可能存在的违规操作以及资金异常外流情况,要求介入调查。如果行政途径走不通,再考虑诉讼,但要做好耗时耗力、并且可能彻底撕破脸的心理准备。
“最重要的是,”她看着我,眼神诚恳,“保护好自己。这种事情,最容易伤感情,也最容易让人情绪崩溃。你一个人,要面对一大家子,压力会很大。想清楚到底要什么,能接受到什么程度,设定好底线。”
“我要一个公道。”我说,“该我的,我要拿回来。不该我的,一分不要。”
女律师点点头,递给我一张名片:“如果有需要,或者想起诉,可以再来找我。我们这里有一些公益律师资源,虽然不能保证赢,但至少能给你一些专业支持。”
“谢谢。”我接过名片,郑重地收好。
走出法律援助中心,阳光很好,但风依然冷。
我拿出那个旧手机,开机,换上一张新的、不记名的电话卡。然后,拨通了李主任留给我的那个号码。
“喂,李主任,是我,安宁。”我的声音平稳清晰,“关于我家拆迁款的事,我有些新情况,想向您和有关部门正式反映。另外,关于我姐姐安雅女士提到的,那份经过公证的《家庭财产处分协议》,我对公证程序的合规性,以及我父母在签署时是否完全理解其内容,表示严重怀疑。我希望能就这些问题,和您约个时间,当面提交一些材料。”
电话那头,李主任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好。明天上午,你来我办公室。有些情况,我也想跟你同步一下。”
挂了电话,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看着远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的刺眼光芒。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没有回头路了。
我不再是那个只能躲起来哭,只能被动接受安排的安宁。
我要把我该得的,拿回来。
用我自己的方式。
再次走进拆迁办,心态已经完全不同。
李主任的办公室里除了他,还有一位看起来更严肃的中年男人,李主任介绍说是他们科室的王科长。
“安小姐,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很重视。”王科长开门见山,语气公事公办,“关于补偿款分配的家庭内部纠纷,原则上我们不便过多干涉。但你提到的几个疑点,特别是大额资金短期内流向境外,以及公证程序可能存在的问题,涉及资金安全和当事人权益保障,我们不能不管。”
他拿出一份文件:“我们调取了你姐姐安雅那个收款账户的流水,并向上级和外管部门做了初步报备。一千三百万,在到账后七十二小时内,分五笔,汇入了同一个境外账户,账户所在地是开曼群岛。汇款备注都是‘投资款’。但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与这笔汇款相关的、合规的投资项目备案或证明。”
开曼群岛。我虽然不太懂金融,但也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避税天堂,资金流转的灰色地带。
“另外,”李主任接过话,语气温和些,但眼神里带着担忧,“你父母那边,我们以回访的名义,侧面了解了一下。他们似乎对公证协议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其中关于完全委托处分权和无条件放弃监督权的条款,并不十分清楚。老人家的原话是,‘孩子让签就签了,说是办手续需要’。”
王科长点点头:“这涉及到老人权益保护问题。如果公证处在办理时,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和解释义务,导致当事人重大误解,这份公证书的效力是可以质疑的。当然,这需要更正式的调查和程序。”
“谢谢。”我真心实意地道谢。他们的态度,至少说明我的质疑不是无理取闹,事情有被认真对待的可能。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王科长说,“但安小姐,你要有心理准备。调查需要时间,而且涉及到境外资金,程序会更复杂。你姐姐那边如果提供出合规的投资证明,事情的性质又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家庭内部纠纷,最终还是希望你们能协商解决。闹得太僵,对谁都不好。”
协商?我想起我姐在河边那冰冷而轻蔑的眼神,想起那句“认清自己的位置”。
“我明白。”我说,“我会尝试沟通。但在此之前,我想请两位,暂时不要将我们今天的谈话,以及你们调查到的资金去向细节,透露给我姐姐他们。我怕……他们会有所准备。”
李主任和王科长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可以。在正式调查结论出来前,我们会保密。”王科长应允,随即又补充,“但安小姐,如果走法律途径,笔迹鉴定是关键。那份确认书,你确定不是你签的?”
“我确定。”我斩钉截铁,“我从未见过那份文件,更没签过字。我申请做笔迹鉴定。”
“这需要启动相关程序,或者你们双方同意。目前看,你姐姐那边同意的可能性不大。”王科长沉吟,“不过,如果你坚持,这可以作为一个重要争议点。另外,你上次提到的,你对你姐姐和姐夫声称的‘海外投资项目’的真实性有怀疑,这方面,你有没有任何线索或者证据?”
我想了想,摇摇头:“没有直接证据。但他们始终拿不出任何正式合同或文件,只说是‘商业机密’。而且,投资需要这么急迫地将所有钱转走吗?还转到开曼群岛这种地方?”
王科长没说话,但眼神表明他也有同样的疑问。
离开拆迁办,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至少,有关部门注意到了,那笔钱的去向成了一个问题,公证协议也不是铁板一块。
下一步,我需要让我姐和姐夫意识到,我不是那么好打发的,事情不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到此为止”。
我用了那张不记名的电话卡,给我姐发了条短信。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有简单几句话:
“确认书笔迹非我本人,已申请鉴定意向。公证程序疑有不规范,相关部门已关注。一千三百万流向开曼群岛,需合理解释及证明文件。若三日内无正面回应并重启协商,我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向监察、公安经侦及媒体实名反映。勿谓言之不预。”
短信发出去,石沉大海。没有回复,也没有电话打来。
我不急。我知道她看到了。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反应。
果然,第二天下午,我妈的电话打来了。这次是用家里的座机。
“宁宁!”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和前所未有的惊慌,“你又干什么了?你姐刚回来,发了好大的火!说你要去告她?还要找记者?安宁,你是不是疯了!家丑不可外扬啊!你非要弄得人尽皆知,让全家都丢脸吗?”
“妈,”我平静地说,“我没疯。我只是想要一个说法。那份确认书不是我签的,这是伪造。公证的事情,你和爸根本不清楚后果。还有那一千三百万,到底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投资,谁也说不清。这些事情不弄清楚,丢脸是小事,万一钱没了,你和爸以后怎么办?”
“钱怎么会没!你姐夫说了那是正经投资!”我妈急道,“宁宁,算妈求你了,别再闹了!你姐说了,你要是再闹,她就……她就真的不认你这个妹妹了!我们……我们也没办法了!”
最后那句话,她说得很轻,很无力,却像一把钝刀子,割在我心上。
没办法了。意思是,在我和姐姐之间,他们最终选择了姐姐。选择了那个亲生的,能给他们“养老”,能掌控家里财政大权的女儿。
意料之中,但亲耳听到,还是觉得冷。
“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冷静得不像自己,“您告诉姐姐和姐夫,我要的很简单。第一,关于拆迁款,重新谈一个公平的分配方案,我的部分,该多少是多少。第二,关于那笔所谓的投资,拿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和文件,证明其真实性。如果拿不出,或者投资本身有问题,我要追究他们转移、侵占家庭财产的责任。第三,伪造我签名的事,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三条,少一条,我都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讨个说法。”
“安宁!你非要逼死我们吗?”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
“是你们在逼我,妈。”我说完,挂了电话。
心很硬,也很痛。但我知道,不能软。一旦软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又是两天的沉寂。我姐那边毫无动静,仿佛我的短信和表态只是微不足道的噪音。
第三天,期限的最后一天下午,我的旧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座机。
我接通,没说话。
“安宁。”是我姐夫陈浩的声音,没有了往常刻意伪装的温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淡,“有点事,找你谈谈。方便出来吗?”
“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电话里说不清楚。关于那笔投资,有些文件,可以给你看看。另外,你提出的条件,也不是不能谈。”陈浩的语气放缓了一些,带着一种“施舍”般的意味,“找个地方,我们当面说清楚。总好过你到处瞎折腾,最后什么都捞不着,还弄得大家脸上不好看。”
我知道这是鸿门宴。但我也知道,躲不过。不去,他们会认为我怯了,后续会更肆无忌惮。去,至少能面对面,看看他们到底还有什么牌,听听他们能“谈”出什么。
“时间,地点。”我说。
“今晚七点,悦华茶楼,秋韵包厢。就你一个人来。”陈浩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悦华茶楼,我知道,一个挺贵的地方,环境私密。选在那里,看来是不想被人打扰。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去之前,我检查了旧手机的录音功能,确认电量充足,内存够用。然后,我把李主任和王科长的联系方式,设成了紧急联系人。最后,我给我一个信得过的、在外地工作的大学室友发了条定时短信,内容是:如果我明早十点前没联系你取消,就打这个电话(附上李主任的号码),说找我,并提及悦华茶楼秋韵包厢。
做这些的时候,我的手很稳。害怕吗?有一点。但更多的是决绝。我知道这可能是一场硬仗,但我没有退路。
晚上七点,我准时推开悦华茶楼秋韵包厢的门。
包厢里很宽敞,中式装修,茶香袅袅。圆桌旁,只坐了两个人:我姐夫陈浩,和我姐安雅。
没有我爸妈。
陈浩坐在主位,穿着熨帖的衬衫,袖口扣得一丝不苟,正在慢条斯理地烫洗茶杯。我姐坐在他旁边,穿着一身价格不菲的套装,妆容精致,但眼角眉梢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烦躁。看到我进来,她抬起眼皮扫了我一眼,眼神冰冷,没说话。
“来了?坐。”陈浩指了指对面的位置,语气平淡,仿佛我们只是普通亲戚见面。
我走过去坐下。我们三个人,隔着圆桌,形成一种微妙的对峙。
“喝茶。”陈浩推过来一杯刚沏好的茶,碧绿的茶汤在白玉般的杯子里荡漾。
“不用了。说事吧。”我没动那杯茶。
陈浩笑了笑,笑意未达眼底。“安宁,一段时间不见,脾气见长。看来是真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陈浩,”我姐皱眉,似乎不满他多说废话,“直接说正事。”
陈浩耸耸肩,放下茶壶,身体往后靠了靠,好整以暇地看着我:“行,说正事。你发的短信,我们收到了。笔迹鉴定?你想做就去做,看哪个机构敢接。公证书有问题?公证处那边我们熟,程序上挑不出毛病。至于钱去了哪里……”
他顿了顿,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我面前。
“看看这个。好好看看。”
我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几份装订好的文件,全英文。我英文还可以,勉强能看懂大意。这是一份“投资意向书”和一份“有限合伙协议”的复印件,甲方是某个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基金,乙方是陈浩担任法人的一家国内咨询公司(我从未听说过)。投资标的是海外某矿产项目,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协议金额,正是一千三百万人民币,等值美元。
文件看起来很正规,有印章,有签名,条款复杂。
“看清楚了?”陈浩的声音带着一丝得意,“正规的基金投资,合法合规。收益率白纸黑字写着。现在,你还觉得那笔钱来路不明吗?”
我没说话,一页页仔细地看着。文件很厚,专业术语很多。但我注意到几个细节:这份“有限合伙协议”的签署日期,是在拆迁款到账前一个月。也就是说,在钱还没到位的时候,协议已经签好了?投资决策做得这么快?另外,协议中关于资金监管、风险披露的部分,措辞非常模糊,有很多预留的空白和“另行约定”的条款。最关键的是,协议最后,投资方的签章处,只有陈浩那个公司的章,没有我姐,也没有我父母的任何签字或授权。
“这份协议,”我抬起头,看着陈浩,“是你以公司名义签的。投资主体是你的公司,不是我姐,更不是我爸妈。那一千三百万,是进了我姐的个人账户,然后转到开曼群岛。这和你这份协议,对不上。钱是从个人账户走的,但投资主体是公司。这里面的资金流转,合法吗?税务上没问题吗?还有,这份协议,我爸妈知情吗?他们同意用全家的钱,投资到你担任法人的公司,再由你的公司去投资这个项目吗?”
陈浩脸上的得意僵了一下。他显然没想到我会看得这么仔细,还能提出这些问题。
我姐的脸色也变了变。
“这不是你需要操心的问题。”陈浩很快恢复镇定,语气冷了下来,“公司是我的,但收益是大家的。你爸妈知道投资的事,也同意。安宁,我劝你适可而止。有这份协议在,谁也不能说那笔钱来路不正。你非要纠缠,最后闹上法庭,你也拿不到钱,还得赔上时间精力,何必呢?”
“我不是要纠缠。”我把文件夹合上,推回去,“我只是要一个清楚。既然投资这么正规,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告诉家里每一个人?为什么不能把合同给爸妈看清楚?为什么不能把我该得的那部分,先分给我,让我自己决定是跟投,还是做别的?”
“因为你不会同意!”我姐终于忍不住,声音尖利地打断我,“你眼里只有钱!只有你那点份额!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大局,什么叫为家里长远考虑!这笔钱投进去,赚了钱,家里每个人都能受益!可你非要现在就分走,破坏整个计划!你自私!”
“我自私?”我看着她,忽然觉得无比荒谬,“姐,把全家人的钱,瞒着其他人,转到你丈夫控制的海外账户,投到一个谁都说不清的项目里,这叫为家里长远考虑?把我应得的六十五万,用一张伪造的确认书,变成七万,这叫顾全大局?到底是谁自私?”
“那是你该得的吗?”我姐猛地站起来,双手撑在桌面上,俯身逼视着我,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厌恶和愤怒,“安宁,我再说一遍!你不是安家亲生的!那房子,那地,是安家的祖产!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给你七万,是看在爸妈养你一场的份上,是施舍!你别给脸不要脸!”
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茶水在酒精炉上咕嘟咕嘟沸腾的声音。
陈浩皱了皱眉,似乎觉得我姐说得太直白了,但也没阻止,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我坐在那里,仰头看着因为愤怒而面容有些扭曲的姐姐。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狠狠收紧,疼得我几乎喘不过气。但与此同时,一股更冰冷的火焰,从心底烧起来,烧掉了最后一丝侥幸,最后一点温情。
“所以,”我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这就是你们真正的想法。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不配。给我任何东西,都是施舍。我该感恩戴德,不该有任何异议。哪怕你们骗我,伪造我的签名,瞒着我转移巨额家产,我也应该闭嘴,接受,对吗?”
我姐胸口起伏,没说话,但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陈浩接口,语气带着一种虚伪的叹息:“安宁,话说得太透就没意思了。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这样,我做主,那七万,确实少了点。我们再给你加三万,凑个十万。你拿着这笔钱,离开星城,去别的城市发展也好,做点小生意也好,重新开始。以前的事,一笔勾销。我们也保证,以后爸妈的事,不用你操心。你看怎么样?”
十万。买断二十多年的亲情,买断我对公平的诉求,买断他们的心安理得。
我看着他,又看看我姐,忽然笑了。
笑得他们两人都有些莫名,甚至有些不安。
“十万?”我重复了一遍,摇摇头,“陈浩,安雅,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安宁就值十万?或者,你们是不是觉得,用‘不是亲生’这个理由,就能抹杀掉一切,就能让我认命,拿着这点打发叫花子的钱滚蛋?”
我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旧手机在口袋里,录音功能一直开着,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切。
“我告诉你们,不可能。”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那笔拆迁款,有我一份。不是你们施舍的,是我该得的。那份伪造的确认书,我会追究到底。那笔去向不明的钱,我也会弄个水落石出。还有,”我看向我姐,“你用来威胁我的那个‘秘密’,那个关于我身世的牛皮纸袋——你猜,如果我把里面的东西,连同今天你们说的这些话,一起放到该放的地方,让大家评评理,会怎么样?”
我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迎着她的目光,毫不退让,“是你们先不把我当家人,是你们先用最不堪的方式算计我。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安雅,陈浩,游戏不是这么玩的。想用最小的代价封我的口,把我踢出局?你们打错算盘了。”
陈浩的脸色也沉了下来,眼神变得阴鸷:“安宁,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事情闹大,对你没好处。你以为凭你,能掀起什么风浪?我们有协议,有公证书,有正规的投资文件。你有什么?一张嘴?呵,谁会信你?”
“那就试试看。”我拿起椅背上的外套,转身朝门口走去,“看看是你们的协议硬,还是我手里的东西硬。看看是你们的关系网厉害,还是道理和法理厉害。三天,我给了你们三天时间。明天是最后期限。如果明天下午五点前,我没有收到你们关于重启公平协商的正式回应,以及关于那笔投资真实性的、经得起查的完整证明文件——”
我停在门口,回过头,看着他们瞬间铁青的脸,缓缓说出后半句:
“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连同所有证据,送到该送的地方。我们,走着瞧。”
说完,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包厢的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里面可能爆发的愤怒或恐慌。
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脚步无声。我的背挺得很直,手心却一片冰凉,全是汗。
但我知道,这一局,我没有退。
也,不能退。
悦华茶楼外,华灯初上,车水马龙。
我站在路边,深吸了一口冬夜清冷的空气,拿出那个旧手机,按下了录音停止键。
然后,我拨通了李主任的电话。
“李主任,是我,安宁。关于我姐姐安雅和姐夫陈浩声称的那笔‘海外投资’,我刚刚拿到了一些文件线索,可能存在问题。另外,关于我的身世,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一点对我进行威胁和施压,我有一段录音,我觉得有必要向您和有关部门提供。明天上午,方便见面吗?”
电话那头,李主任的声音带着凝重:“好。明天上午九点,你和王科长直接谈。安宁,你……注意安全。”
“谢谢,我会的。”
挂了电话,我站在璀璨的霓虹灯下,看着这座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
它依旧繁华,依旧冷漠,依旧有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暗流和交易。
但我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承受的安宁了。
我有我的武器,有我的坚持,有我必须要走的路。
哪怕这条路布满荆棘,哪怕最后可能伤痕累累。
我也要走下去。
因为,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
是万丈深渊。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出现在拆迁办。
王科长的办公室里,气氛比上次更严肃。除了王科长和李主任,还有一位穿着制服、面容严肃的女士,王科长介绍说是他们上级单位纪检部门的同志,姓赵。
我没有犹豫,将旧手机里昨晚的录音,用数据线连接到王科长的电脑上,点击播放。
陈浩志得意满的声音,我姐尖利刻薄的“施舍论”,陈浩试图用十万块“买断”的提议,以及我最后的反击……一字不落,清晰地回荡在办公室里。
录音播放完毕,办公室里一片寂静。王科长眉头紧锁,李主任神色复杂,那位赵同志则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表情严肃。
“安小姐,”赵同志率先开口,声音平稳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这份录音,是在什么情况下录制的?对方是否知情?”
“是我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录制的。他们不知情。”我坦然回答,“昨晚他们约我在悦华茶楼见面,声称要给我看投资文件,并‘谈谈’。谈话过程中,他们承认了因我非亲生而区别对待,并试图用少量金钱让我放弃追索权利。我认为,这可以作为他们意图侵占我合法权益,并试图以不当手段平息事态的证据。当然,是否采纳,由你们判断。”
赵同志点点头,没对录音的合法性做评价,但显然将其作为重要参考。“你提到的投资文件,带来了吗?”
我将昨晚用手机拍下的、那份“有限合伙协议”关键页的照片,递了过去。“这是他们昨晚给我看的文件复印件,我拍了照。全英文,但我注意到了几个问题。”我将昨晚对陈浩提出的疑点——签署时间早于款项到位、投资主体与汇款主体不符、协议关键条款模糊、缺少我父母授权等——复述了一遍。
王科长和赵同志仔细看着照片,低声交流了几句。
“仅从这份文件复印件看,确实存在你所说的疑点,尤其是投资主体与汇款路径不一致,这不符合常规的外汇和投资管理规定。”王科长沉吟道,“但仅凭这个,还无法直接认定其违法或虚假。我们需要更确切的证据,或者,对方能提供完整、合规的证明材料。”
“他们拿不出来。”我肯定地说,“如果能拿出来,早就拿出来了,不会只用一份语焉不详的复印件来搪塞我。而且,他们非常急切地希望我闭嘴,甚至不惜用我的身世来威胁,用十万块来打发,这本身就不正常。如果投资真的合法合规、前景光明,他们大可不必如此。”
赵同志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审视,但更多的是一种了然。“安小姐,你反映的情况,包括拆迁款分配不公、疑似伪造文件、大额资金异常流向境外,以及可能存在的利用非亲生身份进行胁迫等问题,我们已经记录在案,并会进行并案调查。调查需要时间,也会涉及到与你姐姐、姐夫,以及你父母的核实。这个过程可能会有压力,你……”
“我明白。”我打断她,语气坚定,“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做好了面对任何压力的准备。我只要求,调查能公开、公正地进行。该我的,我要拿回来。不该我的,我一分不要。如果他们真的没问题,调查自然能还他们清白。”
赵同志点了点头,没再多说,只是让我留下联系方式,并告知近期可能会有调查人员联系我或我的家人进行核实,让我保持通讯畅通。
离开拆迁办,我没有丝毫轻松。我知道,真正的较量,可能才刚刚开始。行政调查流程缓慢,对方有充足的时间去弥补漏洞,甚至编织更完美的谎言。我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
我再次去了法律援助中心,找到了上次那位女律师。这次,我带来了录音的备份(经过处理,隐去了可能涉及隐私的尖锐措辞,保留了关键事实陈述),以及我对投资文件的疑点分析书面材料。
女律师认真听完,看完,眉头紧锁。“情况比较复杂,但并非没有突破口。伪造签名、利用信息不对称诱使老人签署不利文件、大额资金异常转移且无法提供合理解释,这些点如果能有扎实证据,在诉讼中会对对方非常不利。尤其是那份录音,虽然偷录证据在法庭上的证明力可能打折扣,但结合其他证据,特别是如果能证明对方曾以你的身世相威胁,可以作为对方存在主观恶意的重要佐证。”
“我想起诉。”我说,“起诉我姐姐、姐夫,要求确认家庭内部财产分配协议无效,要求返还我被侵占的拆迁款份额,并赔偿损失。同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那笔尚未查明去向的一千三百万,至少冻结我应得的部分。”
女律师有些惊讶地看着我:“你想清楚了?一旦起诉,就意味着彻底撕破脸,而且诉讼周期很长,结果也有不确定性。另外,财产保全需要提供担保,你……”
“我想清楚了。”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脸早就撕破了。从他们伪造我签名、用我身世威胁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什么情面可讲了。诉讼再难,我也要走下去。担保……我会想办法。”我想起了那七万,也许可以先作为一部分担保。至于其他,再想办法。
“好。”女律师不再劝,眼神里多了几分敬佩和郑重,“如果你决定了,我可以帮你整理材料,撰写诉状。我们中心有合作的法律援助律师,如果你的经济条件符合标准,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减免部分费用。但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个过程,可能会很艰难,对方不会坐以待毙。”
“我知道。”我点头,“再难,也比任人宰割强。”
在女律师的指导下,我开始正式准备诉讼材料。整理时间线,梳理证据链,撰写事实与理由。那支旧手机的录音,成了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虽然不能作为直接定案依据,但它所揭示的对方的真实心态和威胁手段,足以让任何有基本正义感的人愤慨。
这期间,我姐和我父母那边,诡异地安静。没有电话,没有信息,仿佛我已经从他们的世界里消失了。但我知道,这平静之下,必然是暗流汹涌。陈浩和我姐,绝不会坐等我起诉。他们一定在动用他们的关系,想办法应对,甚至反击。
果然,一周后,我接到了街道调解委员会的电话,通知我去一趟,说是我家人申请了调解。
调解?我冷笑。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用“家庭内部调解”来和稀泥,拖延时间,甚至施加压力?
我没有拒绝。去,为什么不去?正好看看,他们还想演什么戏。
调解安排在街道办的一间小会议室。我到的时候,我爸妈,我姐,陈浩,都已经在了。还有一位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和一位司法所派来的调解员。
我爸妈看起来苍老了很多,尤其是妈妈,眼睛红肿,像是哭过。看到我进来,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没发出声音,只是低下头。我爸则一直沉着脸,不看我。
我姐和陈浩坐在一起,脸色也不好看,但比起我爸妈,更多是一种压抑的阴沉和戒备。陈浩面前甚至还摆着笔记本电脑,一副随时准备工作的样子。
“安宁来了,坐吧。”调解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态度很和气,“今天把你们一家请来,就是想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把事情说说开,看看有没有调解的可能。都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吧?”
我没接话,在离他们最远的位置坐下。
调解员看了看双方,叹了口气:“事情呢,我们也大概了解了。拆迁款分配,是你们家的内部事务,我们原则上不干涉。但既然闹到要打官司的地步,我们街道和司法所,还是希望能帮着调解调解,毕竟一家人对簿公堂,伤感情不说,也影响和谐,对吧?”
“王调解员,”陈浩率先开口,语气还算客气,但带着一种明显的优越感,“我们也是想解决问题。但安宁她,唉,年轻人,容易受人挑唆,钻牛角尖。我们不是不想好好谈,是她非要闹,还要去起诉,这让我们很被动,也很寒心啊。”
“谁挑唆我了?”我平静地问,“是拆迁办的李主任、王科长,还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他们只是依法办事,听我反映情况。真正挑唆的,不是用假文件骗人,不是用假签名糊弄人,不是用别人的身世威胁人的人吗?”
“你胡说什么!”我姐猛地抬头,眼睛喷火,“什么假文件假签名?那是正规投资!签字是你自己签的!谁威胁你了?我们只是告诉你事实!”
“事实就是,你们伪造了我的签名,在公证时误导了爸妈,然后把全家的钱转到你们控制的海外账户,投到一个谁也说不清的项目里。在我质疑时,用我不是亲生这件事来要挟我闭嘴,还想用十万块打发我。”我一口气说完,语速平稳,却字字清晰,“这就是事实。需要我把录音放出来,让调解员也听听吗?”
“你……”我姐气得脸色发白,指着我的手都在抖。
“安宁!”我爸猛地一拍桌子,霍地站起,指着我,手指颤抖,“你非要闹得家破人亡才甘心吗?是!你不是我们亲生的!可我们养了你二十多年,有哪点对不起你?你就这么报答我们?非要把你姐、你姐夫送进监狱,你才满意?”
“老安!你胡说什么!”我妈惊恐地拉住我爸,眼泪又流了下来。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只有我爸粗重的喘息声。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叫了二十多年“爸爸”的男人。他脸上是愤怒,是失望,是痛心疾首。可那愤怒和失望,是对着我的。他看不到他亲生女儿和女婿做了什么,他只看到我在“闹”,在“不孝”,在“忘恩负义”。
心,像是被冰水浸透,凉得麻木。
“爸,”我开口,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我没有想把谁送进监狱。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一个真相。是你们,是姐姐和姐夫,先用不公、用欺骗、用威胁,把我推开。是你们,先不把我当家人。现在,却要我顾念亲情,要我感恩,要我为了这个‘家’的体面,吞下所有的委屈和不公。这公平吗?”
我爸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最终颓然地坐下,双手抱住了头。
“还有,”我转向脸色铁青的陈浩和我姐,“你们口口声声说投资正规,文件合法。好,既然这么坦荡,那就请你们,现在,当着调解员的面,拿出完整的、经得起查的投资合同、资金监管协议、项目批文、风险披露文件,以及你们将一千三百万从个人账户转入境外公司账户的合规外汇凭证。拿得出来吗?”
陈浩眼神闪烁,避开我的目光,强作镇定:“商业文件,涉及机密,不方便在这里公开。而且,有些文件是英文原件,需要时间翻译……”
“是不方便公开,还是根本没有?”我步步紧逼,“一个号称年化收益百分之三十五的海外矿产基金投资,连一份像样的中文版投资说明书都没有?连资金流向都说不清楚?陈浩,你骗骗不懂的老人也就罢了,拿到台面上,你觉得说得通吗?”
“安宁!你别太过分!”我姐尖叫起来,“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你就是想毁了我们家!”
“想毁了这个家的,是你们自己!”我也提高了声音,积压了太久的情绪终于冲破了冷静的堤坝,“是你们的贪婪,是你们的算计,是你们不把家人当人,只当可以随意摆布的棋子!安雅,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从小到大,我跟你争过什么?抢过什么?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拆迁款,一千三百万,你连告知一声都觉得多余!伪造我的签名,你觉得理所当然!用我不是亲生的来戳我的心窝子,你觉得天经地义!现在事情败露了,你反而成了受害者?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我姐被我吼得愣住了,随即是更大的愤怒和难堪,她想反驳,却被陈浩按住了手。
陈浩深吸一口气,看向调解员,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诚恳:“王调解员,您看,这……这家务事,真是说不清。我们承认,在处理方式上,可能有些急躁,有些地方考虑不周,伤了安宁的心。但我们的初衷绝对是好的,是为了整个家庭资产的增值。这样吵下去,解决不了问题。我提议,既然安宁对投资不放心,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变通。”
他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施舍般的让步:“那一千三百万,已经投出去了,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但我和小雅可以给你写个保证书,承诺这笔投资的所有收益,有你应得的一份。按照拆迁款的比例,该是多少,就是多少。等投资到期,连本带利,一次性付给你。这样,既保障了你的权益,也不影响家里的投资计划。你看怎么样?”
保证书?收益?等投资到期?
我几乎要气笑了。画饼充饥,空头支票,他们玩得真是熟练。
“陈浩,”我看着他,眼神冰冷,“你的保证,在我这里,一文不值。我要的,不是未来的、不确定的‘收益’,是我现在、应得的、实实在在的份额。那一千三百万,我不管你是真投资还是假投资,立刻,把我应得的部分,折现给我。剩下的,你们爱怎么投怎么投,与我无关。”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陈浩也沉下了脸,“钱已经投出去了,怎么可能现在拿回来?你这是逼我们违约,造成巨大损失!”
“那是你们的事。”我毫不退让,“投资是你们的决策,风险自然由你们承担。不能因为你们的错误决策,就让我的合法权益受损。要么给钱,要么,法庭上见。至于那份投资是真是假,违约会造成多大损失,自然有相关部门和法院去调查、去认定。”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调解员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显然也没想到会僵持到这个地步。一方手握“投资”理由寸步不让,一方咬死“立刻拿钱”毫不妥协。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了。
工作人员起身去开门,随即,两个穿着正式西装、表情严肃的男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我认识,是拆迁办的王科长。另一个,年纪稍长,不认识。
“打扰了。”王科长朝调解员点点头,目光扫过房间里的众人,最后落在我身上,微微颔首,随即看向陈浩和我姐,语气公事公办,“安雅女士,陈浩先生。关于你们家拆迁补偿款中,一千三百万资金异常流向境外的情况,我们联合外汇管理及公安经侦部门,进行了一些核查。目前有一些问题,需要向二位进一步了解核实。请二位跟我们到隔壁办公室,配合一下调查。”
话音落下,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我姐脸上的愤怒瞬间凝固,转为惊愕和慌乱。陈浩更是脸色一变,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恐。
我爸我妈也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看着王科长,又看看陈浩和我姐。
王科长和那位年长的同志,就站在那里,平静地等待着,但那股无形的压力,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仿佛凝滞了。
我坐在原地,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看着陈浩和我姐。
我知道,我等待的“风”,终于来了。
虽然不是最终的结果,但这阵风,足以吹开掩盖在真相之上的重重迷雾,足以让那些自以为能一手遮天的人,开始感到不安,感到恐惧。
陈浩和我姐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疑不定。他们大概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惊动到那个层面,而且,是直接找上门来。
“王科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陈浩强作镇定,挤出一丝笑容,“那笔投资,我们是走了正规程序的……”
“是不是误会,调查清楚就知道了。”王科长语气不变,“请吧,安雅女士,陈浩先生。别让其他同志等太久。”
陈浩和我姐的脸色,彻底白了。他们磨蹭着站起来,我姐甚至踉跄了一下,扶住了桌子。陈浩还想说什么,但在王科长平静却不容置疑的目光下,终究没敢再开口,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难以置信。
他们跟着王科长两人,脚步有些虚浮地走出了会议室。
门被轻轻带上。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我爸妈,调解员,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
一片死寂。
良久,我妈“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扑到我爸身上:“老头子,这……这可怎么办啊?小雅他们……不会有事吧?”
我爸抱着我妈,手也在抖,脸色灰败,看着我的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愤怒,有恐惧,有不解,还有一丝……绝望?
调解员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没说话。
我缓缓站起身,拿起自己的包。
“爸,妈,”我看着他们,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路是他们自己选的。结果,也得他们自己承担。”
说完,我不再看他们瞬间惨白的脸,转身,拉开了会议室的门。
走廊的光线涌了进来,有些刺眼。
我知道,这件事,还远没有结束。调查才刚刚开始,诉讼也尚未提起,未来还有无数的拉锯和博弈。
但至少,那试图用谎言、欺骗和亲情绑架织就的罗网,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阳光,终于照了进来。
而我,会沿着这道光,一直走下去。
直到,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直到,让该得到惩罚的人,付出代价。
直到,我能真正地,挺直脊梁,站在阳光下。
那才是我想要的公平。
那才是我该得的深圳配资公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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